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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易经》的作者是谁?

  金栋

 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

  今本《周易》分“经”与“传”两大部分。

  《易经》成书于西周时期,乃是一部筮书,即算卦的书,出自卜史官之手。《易传》成书于战国秦汉间,乃是一部哲学书,出自(受道家影响的)孔门儒生经师之手。二者相差好几百年,其内容性质完全不同。

  《易经》有哪些内容呢?即卦形64个、卦名64个、卦辞64条、爻辞384条、用九1条、用六1条,除了卦形之外,文字共450辞(所谓辞,就是长短不等的一段话,有的只有几个字),经文共4940个字。

  《易经》本是占筮书,就是通过蓍草的演变,以求得一卦,根据所得卦象和卦爻辞,以定吉凶祸福。

  传说八卦卦形是由伏羲所创制,这一说法见于战国时期的《易传》。《易·系辞下》云:

  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进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

  汉人承袭此说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

  “《易》曰:‘宓戏氏仰观象于天,俯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’至于殷、周之际,纣在上位,逆天暴物,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,天人之占可得而效。于是重《易》六爻,作上下篇。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《易》道深矣,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。”

  上文是说,伏羲画八卦,周文王重卦(据古籍记载,重卦之人有四说——伏羲说,神农说,夏禹说,文王说)并作卦爻辞(卦爻辞者有三说——文王作,卦辞文王作、爻辞周公作,孔子作),孔子作《十翼》,此即“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”之义。三圣,指伏羲、文王、孔子,若再加周公则为四圣。三古,指上古(伏羲时代)、中古(周文王时代)、近古(孔子时代)。

  传说卦爻辞是由周文王所作,是周文王在监狱里撰写的。这一说法见于两汉史籍。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云:

  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。”

  西伯——西方的霸主,即周文王姬昌,乃商纣王所封。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监狱,因崇侯虎在商纣王面前说了周文王的坏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:

  “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:‘西伯积善累德,诸侯皆向之,将不利于帝。’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。……其囚羑里,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

  班固承袭此说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云:

  “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。”

  但是汉代人的说法已被今人所否定。蒋伯潜《十三经概论·蒋绍愚导读》说:

  “现今学者一般认为‘伏羲’并无其人,卦辞和爻辞亦非文王所作,而是筮占之辞的积累;《彖》、《象》非孔子所作,而是出于战国时期儒家后学之手。……关于《周易》作者,既然已经有新的研究成果,就不必再说是伏羲作八卦,文王重卦,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。”

  那么,《易经》的卦爻辞是谁写的呢?据近/现代人考证,当出自西周时期的卜史之官。顾颉刚《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·二五易传》说:

  “《周易》这部书,以前的儒家是不大过问的。……以前的人有说孔子作《卦爻辞》的,有说孔子作《易传》的,实在都是渺茫的很。但《卦爻辞》虽与孔子无关,却是一部古书。它里边称引的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,可信为西周时的著作,不过它原来只是一部占卜的书,没有圣人的大道理在内。”

  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·旧序》说:

  “《周易》一书包括两个部分,一是经,二是传。……《周易》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。筮就是算卦。古代算卦,一般是巫史的职务。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,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,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,这就是他们的经验。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,逐渐积累,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,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,《周易》古经至此才告完成。所以实际说来,《周易》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,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。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,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。司马迁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、班固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都说‘文王作卦爻辞’,马融、陆绩等(《周易正义》引)说‘文王作卦辞,周公作爻辞’,这在先秦古籍书中没有明证,难于置信。今人有的说是东周作品,更不可从。”

  李镜池《周易探源·序》说:

  “我们现在认为《周易》的编著,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,成书年代,约在西周晚期。……编著者是卜史,卜史是贵族中的僧侣阶层,是政治顾问,是当时的高等知识分子。他们掌握了政府的文献资料,学问广博,如后来的老聃为周柱下史,司马迁为太史公,都是这一类人。《周易》出于卜史之手,最有可能。”又说:“我对于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成因有这样一个推测,就是,卦、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。……《易》卦、爻辞,就是卜官所记载的。”(《周易探源·周易筮辞考》)

  张其成《张其成全解周易·周易导读》说:

  “从卦爻辞的内容看,《易经》是部占筮书,是周人占筮的典籍。……周人发明占筮时,最初只有八卦,以八种不同的形象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。判断占问某事和吉凶的辞句,称为筮辞,是占问某事时的原始记录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,皆来源于筮辞。筮辞并非某一个人的创造,而是不同时代的人长期积累的结果。

  掌卜筮之人将多次占卜的结果(包括所得兆象和占断辞句)记录下来,然后加以整理、统计,将应验的兆象、辞句挑选出来,进行重新加工、编排。有的卦辞经反复修改、安排,仿若一首诗歌,并能体现出一个中心思想。如渐卦、剥卦、复卦、临卦、明夷卦等。编辑加工的目的,仍是为了占筮系统性的需要。不过,大多数卦辞、爻辞仍属于筮辞的堆砌,卦、爻辞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”

  朱伯崑《易学哲学史·第一卷·第一章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》说:

  “关于《周易》经文形成的年代,近人虽有不同的看法,但大多数认为,其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。因为卦爻辞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,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。……《周易》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,后来经过加工,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。就此书的编纂说,有一定的思想性,也有一定的艺术性……它近于占筮用的字典,又不只是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罗列各种筮辞。但总的说来,这部典籍的形成出于占筮的需要,不是用来表述某种理论体系。宋朝朱熹说:‘易本为卜筮而作’(《语类》卷六十六),这一论断是可信的。关于《周易》的编纂,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,《周易》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。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……《周易》这部典籍的编纂,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,也是可信的。”

  但是亦有学者认为卦爻辞与文王有关。廖名春《<周易>经传十五讲·第九讲

  <周易>的成书与性质》说:

  “语言的比较证明《系辞传》‘《易》之兴也,其当殷之末世,周之盛德’说法的可信。这和我们对《周易》本经史迹和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。因此,将《周易》本经的成书定在殷末周初,应最为可信。

  ……

  讨论《周易》的作者问题,第一是要从《周易》本经出发,第二是尊重而又合理地吸收先秦、两汉文献的记载。有鉴于此,笔者认为,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《周易》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;汉代文献关于文王、周公作《易》的观点是成立的;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、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,但其‘父统子业’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。从《周易》本经和先秦、两汉的文献记载看,周文王囚于羑里时,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,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,这是所谓‘演’;文王又将六十四卦序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,这是所谓‘增’;文王所系之卦、爻辞,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、加工,以至最后形成《周易》本经。《周易》形成后,掌于祝卜之手。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,不但改编和加工过《周易》的卦爻辞,而且为解释《周易》的创作背景、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,于是就产生了《易象》一书。《易象》藏于鲁太史之处,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,也表明了周公与《周易》本经的特殊关系。

  ……

  我们认为易源于数占,本为卜筮之流。但发展到《周易》,经过文王、周公父子的创造、改编,《周易》就不仅仅是卜筮之书,而寓有一定的哲理性和社会政治思想。”

  综上所述,愚见汉人记载周文王撰写的《周易》只是个托名而已,并非其本人撰写。汉人托古之风盛行,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说:

  “世俗之人,多尊古而贱今,故为道者,必托之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

  所以《易经》的作者当是西周时期的卜史之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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